為什麼崩世代會出現「生不逢時」的效應？在加入總體經濟與社會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之後，我們發現有三大因素與青年低薪或低收入有關，第一個因素是兩岸經貿擴大，以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依賴度作為指標…
最近，台灣青年世代所面對的生涯困境已經成為選舉的熱門話題之一。究竟台灣青年世代的薪資是否較過去的世代更低？如果台灣年輕世代真的比較窮，導致青年低薪原因又是什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張宜君教授與筆者最近合作的一篇論文〈時勢造英雄：台灣個人所得的世代不平等，1992-2017〉，使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傅仰止教授主持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跨越長達25年的數據，並且引進複雜的統計模型來拆解年齡、時期與世代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年齡、時期與世代確實對台灣個人所得差異造成重大的影響。
如圖一所示，我們將每人每月的平均所得放在縱軸，將每個出生世代的平均年齡放在橫軸，可以發現所有世代的薪資都像一個倒U型的拋物線，看起來每一個世代的拋物線都比前一代人高一點，直到1977年以後出生的世代為止，最後一個世代的拋物線比前一世代倒退。
圖二的所呈現的是以2011年作為基期，向前與向後調整物價指數的結果，可以發現有兩條拋物線特別低，一條是1946年以前出生的戰爭世代，在很多國家都可以發現，出生於1930年代全球大恐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的這一代，經歷了戰爭與貧困的打擊。然而令人驚訝的是1977年以後出生的所謂千禧世代或崩世代(2000年前後成年的人)，其薪資的購買力竟然低於在此之間的三個世代，只比戰爭世代好過一點點。
如何解釋這些曲線呢？首先是年資或工作生涯的影響，如同經濟學上的人力資本理論所認為，年齡、教育程度或工作經驗的效果為正，但邊際效果遞減，也就是說，台灣就業人口大約在50歲以前會達到收入的高峰，此後收入會緩緩下降，而且多數世代都面臨類似的生涯曲線。然而，崩世代的人30幾歲就已經達到高峰期，40歲不到，平均收入就已經開始下降了。
其次，在1992到2017年間的時期因素，主要反映調查當時的全球或國內經濟景氣狀況，從1997年之後，台灣面臨產業升級困難與資本西進中國大陸的困境、經濟成長率下滑，2007-2012年時個人所得更遭受全球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衝擊，直到2017年時個人平均所得才有所改善。
最後，我們發現1952年到1977年間出生、在台灣經濟起飛時期進入職場的世代，在1992到2017年這段期間始終具有高所得優勢，我們稱之為「時勢造英雄」效應，大約在1978年以後出生的世代，一開始就落入所得較低的職業生涯軌跡，我們稱之為「生不逢時」效應。
為什麼崩世代會出現「生不逢時」的效應？在加入總體經濟與社會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之後，我們發現有三大因素與青年低薪或低收入有關，第一個因素是兩岸經貿擴大，以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依賴度作為指標，凡是台資西進越多、或兩岸貿易越多的時期進入職場的青年，其起薪與日後的薪資軌跡就會越低。這是因為台灣製造業西進導致中壯年台商與台幹賺錢，本土青年就業機會減少、失業率升高、兩岸薪資拉近所造成的後果。
其次，是服務業的非典型就業擴張。我們發現服務業成長速度越快的時期，當時進入職場的青年薪資軌道也會偏低，這是因為在製造業外移的局勢下，服務業的一些低技術部門例如批發、零售、旅遊與餐飲等產業，勞動力供過於求，雇主採取彈性化、約聘、外包等手段來壓低初次就業者的薪資，景氣回升之後也無法恢復。
第三，是資產分配的世代不平等。我們發現房地產泡沫化之前的時期（例如1991或2003年以前）先進入職場的世代，是「時勢造英雄」，可能會造成終身的資產收入優勢。在此之前進入職場，在房地產價格偏低時獲得貸款進場的戰後嬰兒潮，不需要努力也可以當包租公或包租婆，而付出租金的世代當然會比較貧窮。如果按照購買力來計算，崩世代每個月比前面的世代平均少大約8,300元(19.7%)的收入，但是自2003年的低點至2018年以來，台灣平均房價所得比已經漲了1.92倍，當然會導致世代不平等的惡化。
我們的研究也檢查了其他的因素，例如台灣對中國大陸以外的全球貿易依賴度、大學擴張的入學率、與資本收益的提高等，發現其他這些因素對青年低薪影響很小、遠不如前面三個因素—兩岸經貿擴張、服務業非典擴張、與房地產世代不均來得重要。此外，我們也發現國家公共投資越多，可以顯著改善當年進入職場的青年薪資，所以政府投資的角色非常重要，減稅則無此效益。
最近美中貿易戰影響下，台資回流，青年失業率逐步下降，是產業升級與改善青年薪資的契機。最後，有政治人物呼籲要把軍公教十八趴之類的年金改回來，每年要花八百億預算，這是再一次從年輕世代的就業者身上撈錢。我們認為應該做的正好相反，政府要對青年一代擴大投資，增加對結婚、生育或社會住宅的補助或公共投資，才是正途。
